——歌德认识中国并受其影响的历史文化背景

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这是由于葡萄牙商人打开了从印度前来中国的海上航路，中西交流较前方便多了。接着，大批***教传教士涌来中国，据统计，到1780年为止，仅耶稣会一个教派派遣的神父和一般传教士就达四百五十六名之多。他们大都学识渊博。为了取得明清朝廷和士大夫阶层的信赖，他们在宣传耶稣***的教义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向人们介绍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像意大利人利玛窦、闵明我，法国人金尼阁、杜哈德和德国人汤若望等，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在他们影响下，我国明清之际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一批学习和引进西学的著名学者。

然而，中西文化交流这第一次***的主要流向，却是自东而西的。通过传教士们的大量报道、著述和通信，中央之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道德高尚以及康熙时代政治清明的情形，详细地介绍到了西方，使三十年战争（1618-1648）前后历经劫难的人们惊羡不已，由此造成了持续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在德国，这“中国热”于歌德出生前后的启蒙运动和洛可可时期，达到了它的顶点。

1697年，莱布尼茨用拉丁文出版了著名的《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NoviimaSinica，亦译《中国近事》《中国新事》）。这部在当时极受欢迎、很快便获得再版的书，收集了关于中国的报道、通信和文献（如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及一些当时在欧洲难得一见的图片资料，如西安府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北京的观象台和穿着满清官服的汤若望的画像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序言中，莱布尼茨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分析，指出西方长于思辨哲学、理论科学以及军事技术，中国长于伦理哲学、政治哲学、礼义道德；认为中国（Tchina）和欧洲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高峰，只要两者结合起来，便可达到最完美的和谐，实现世界的大同；强调西方要向中国学习，在学习许多具体的东西之前，首先要学习中国的实践哲学和养身之道。他说：“鉴于欧洲的道德沦丧的情况日趋严重，简直没个尽头，我就觉得几乎有必要将中国人的传教士请到我们这儿来，向我们传授自然宗教的教义和实践，正如我们派人去向他们传播启示的教义一样。因此我想，设若选一位贤明的人来做裁判，要他判定的不是三位女神中哪位最美，而是判定哪一国的人民最优秀的话，那他一定会把金苹果扔给中国人的，因为我们仅仅只在一个非人力的方面，即在我们神赐的对于***的信仰这一点上，才优越于他们。”

经过莱布尼茨这位大学者的积极宣传和推崇，中国成了人们向往的理想乐土，康熙皇帝——《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第二版加进了白晋（J.Bouvet）绘的他四十一岁时的肖像——就成了人们景仰的贤明圣君，儒家哲学就得到进一步的介绍和传播。

作为莱布尼茨的后继者，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Wolff，1679-1754）这位德国启蒙运动的大思想家以创立理性主义的理论体系而著称于世。他在研读了儒家的经籍以后，对其重理性、重实践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极为赞赏，对其“以德化民”“爱民如子”的政治主张和国家哲学十分推崇。他相信，只要实践这些思想和主张，便可挽救颓败的世风，祛除时弊，而不是如当时流行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等待上帝的恩典和拯救。1721年，他在接受哈雷大学副校长职务的典礼上做题为“中国的实践哲学”（OratiodeSinarumphiloophiapractica）的报告，大胆地阐明了自己的上述观点。为此，他被当局斥为“无神论者”，不但失去了大学副校长的职务，还被驱逐出哈雷市。但是沃尔夫的《中国的实践哲学》却流传开来，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740年又由其他人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出版，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在这篇报告中，古老的儒家哲学在西方第一次得到了系统、全面和详细、深入的阐述。

在全欧范围内，还有伏尔泰和狄德罗这样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热情景仰者和传播者。伏尔泰视孔子为自己的思想的先驱，认为他是“自然的原始启示”的化身，说他认识了“最高的存在”的意义，因而也完成了一个人在世上所能完成的最伟大的业绩，自称“我非常专心地读了他的书，在这些书中谈的都是最纯净的道德”。狄德罗称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甚至将孔子置于这位古希腊哲学家和柏拉图之上。一次，他在海牙和人谈到中国的古代贤哲时说：“荷马是个糊涂蛋，普利琉斯（古罗马学者）是个大傻瓜，中国人才是最可敬的君子。”b至于伏尔泰还将我国的元曲《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搬上欧洲舞台，则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四、假中国人之名杜撰讽喻现实的“中国文学”

欧洲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一大批以中国为题材或假托中国人之名写的各类文学作品。

远在17世纪的巴洛克时代，就有不少文学作品写到中国，例如被誉为“德语诗歌之父”的奥皮茨（M.Opitz）的长诗《歌颂上帝的战争》（1628），开德国流浪汉小说先河的格里美豪森（H.J.Ch.V.Grimmelhauen）的《痴儿西木传》（1669），以及葡萄牙人平托（F.M.Pinto）的《平托奇遇记》（1671）和英国人黑德（Th.Head）的《扬·彼鲁斯流浪记》（1672）等模仿《痴儿西木传》的作品，都是其中较有名的。在这些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大多出自作者的想象，目的仅是满足读者对中国的好奇而已。

真正以中国为题材并且有事实为基础的作品，是洛恩施泰因（D.C.V.Lohentein）的《阿尔米琉斯》（1689）和哈格多恩（W.Hagdorn）的《艾全》（1670）。这两部卷帙浩繁的小说，都主要取材于卫匡国的《鞑靼战争史》（1654），写的是明末清军入关前后的事。如在《艾全》中，就具体写到了李自成起义、吴三桂勾结清兵从北京赶走李自成以及崇祯皇帝之死，等等，只不过李自成被丑化为残暴的叛贼，吴三桂却变成一位英雄的“骑士”。这两本书写的尽管好像是中国，实际上仍充满了巴洛克时期的游侠骑士小说的思想和情调，作者追求的只是冒险、艳遇、异国风情等给人以消遣的因素。

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的启蒙运动时代，文学家的注意力随之转到了教化和讽喻时事方面。1721年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出版《波斯人信札》，在信中常常借中国旅行者之口对本国的弊政进行讽刺批评。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讽喻性旅行书简。在德国第一个写这种书简的是法斯曼（D.F.Famam），此人系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身边讲笑话的弄臣式小官，他那长篇累牍的书简题名为《奉钦命周游世界的中国人》。

十分有趣的是在众多缺少真正文学价值的旅行书简中，还有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II，1712-1786）的大作。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德国的历史上可谓功业赫赫，俗称腓特烈大帝，因此他于1760年发表的《费费胡游欧书简》也格外受人青睐。这位大帝崇拜法国，所以书简系用法文写成。书简共计六封，都是主人公在旅途中向中国皇帝做的观感报告，内容涉及宗教、民俗、警务、政治诸方面，而重点在于批评讽刺罗马教廷和教会。如在第四封信中，费费胡写道：“您的帝国是多么幸运啊，陛下，它有一个宽容而务实的、没有统治别人的欲望的教会！”又如在第五封信中，费费胡和一个葡萄牙朋友一起参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看见教皇竟然为人们用于征战的头盔和宝剑祝福，大为惊诧和不满。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书简是匿名在科隆发表的，目的主要在于发泄对罗马教皇的不满，因为教皇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支持了他的对手奥地利。

与讽喻性的旅行书简同时盛行的还有所谓道德小品和道德故事。这类作品跟我国旧时代街头艺人说唱的善书颇有些相似，都是用当时欧洲人想象中道德高尚的中国的故事或寓言，去劝喻世人提高自己的德行。以写道德故事出名的作家中有一位叫菲费尔（G.K.Pfeffel），他的代表作《寓言与故事集》系一首首短诗，宣扬的多半是儒家的孝悌伦常观念。试译其中一首《母与女》，以见一斑：

在中国，人们敬重白发，同时也相信“黄荆棍下出好人”的道理。一次一位八十岁的老母亲责打女儿，一个六十岁的不成器的孩子。女儿大声恸哭，泪如雨下。母亲问她，为何这么痛哭流涕？

须知，我以前打得更狠、更重，却从未听见你如此痛苦悲泣。

是啊，母亲，你说得太对了，女儿哽咽着回答，唉——！正是见你年老体衰，胳臂没劲儿，我心中才感到格外痛楚，哀戚。

菲费尔在诗中极力夸大中国人的孝道，同时又相信某些从中国回去的旅行者的说法：这孝是靠棍子培养成的。

另一位写道德故事的作家叫泽肯多夫（F.V.Seckendorf）。他的代表作《命运之轮》（1783）写到老子和庄子，并且讲述了庄周化蝶的故事，值得引起注意。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孔孟和他们的儒学，提到老庄或许以此篇为首。再者，整篇故事的说教气也不如同类作品明显，相反倒饶有诗意，这点似乎也像《庄子》。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命运之轮》如何会有这些特点，以及从什么渠道了解了庄周化蝶的故事。

如果说道德故事以教育老百姓为主的话，那么，同时出现的所谓“国事小说”（Staatroman）就该是劝谏统治者了。最有名的国事小说作者为哈勒尔（A.V.Haller，1708-1777），他的第一部作品《乌松》（1771）写的是一个蒙古王子成长为既富有德行又勇武超群的贤明君主的过程。王子谨记中国古哲的教训，在执政后袭用了中国古代的许多好的典章制度，国力大增。晚年，乌松国王又以同样的办法培养孙子伊斯马尔，使他成为自己的继承人。在小说中，中国成了一个理想的国家。

但是，哈勒尔也知道《乌松》中的理想国不可能在欧洲出现，书中所包含的教诲和所推荐的典章制度难以为德国人所接受，于是又写了《阿尔弗雷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1773）。这部小说同样有很多关于中国的内容，主人公阿尔弗雷德被塑造成了德国的乌松。

在德国文学史上还有一位远比哈勒尔有名和重要的作家维兰德（Ch.M.Wieland，1733-1813），他也写过一部国事小说《金镜》（1772）。在序言中，维兰德假称小说出自一位不知名的中国作家“祥夫子”的笔下，他自己只是译者和出版者。小说采用《一千零一夜》的一个接一个讲故事的形式，充满了富于中国哲理的对话。小说着力宣传孔夫子的“礼”的巨大作用，宣传重实践、讲恕道的理性哲学和理性宗教。小说关于中国的内容多得自杜哈德的《中国详志》，有学者认为它也受了《赵氏孤儿》的影响。这部小说对德国四分五裂的可悲现状多所讽喻，在一部分统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因此，维兰德被魏玛公国请去当了年轻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老师，先歌德几年到了这个撒克逊小邦中。从风格看，维兰德的小说已经有了洛可可的特征,其表现之一就是使用了一些中国的词语作为装点。

除去小说外，在诗歌、戏剧、歌剧乃至芭蕾和皮影戏等文艺形式中，也产生了许多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如德国著名的作曲家格卢克（Ch.W.Gluck，1714-1787），就曾不止一次地为洛可可风的“中国”歌剧和芭蕾谱曲。

综上所述，17世纪和18世纪德国和欧洲掀起的“中国热”有三个主要表现：1.在物的方面追求中国时髦，形成了模仿中国工艺风格的Chinoierie；2.精神方面追求有关中国的知识，大量出版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著述和中国经典（主要是孔孟哲学）的译本；3.中国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国，产生了许多研究和推崇中国的学者和著作，出现了许多写中国、美化中国、假中国人之名讽喻时政的各种样式的文艺作品。

那么，欧洲当时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规模的“中国热”呢？

解说词标明上面这尊彩釉观音产生于18世纪，称她是佛教的慈悲女神和生育女神。并援引1716年出版的耶稣会士旅行记的说法，把她与西方的维纳斯相提并论，说不同只在于瓷像造型异常的圣洁、端庄。

除了观音像，美景宫还收藏着不少青花瓷和彩釉瓷器，限于篇幅，这儿只能展示一小部分：

除去数量可观的瓷器，美景宫也藏有一些不大为欧洲人重视的中国陶器、银器。

笔者于陶器、银器的鉴赏完全是门外汉，不敢对上面展示的魏玛藏品说三道四，只能讲那银罐和银盒的绘图异常精美，制作技艺实在精湛。还有就是三把造型别致的宜兴陶壶，被解说误判为了“石壶”，足见宜兴陶器在欧洲相对陌生。

说到魏玛的中国器物收藏，于美景宫之后不能不说一说更大、更专业、藏品也多得多的公爵府邸博物馆（Schlomueum）。馆里同样藏有一些中国器物，其中的两件青花瓷器特别引人注目（见下图）：

解说词注明这两件明青花生成于1620年前后。魏玛公爵一家十分珍爱这两件宝贝，特差人送去以金银匠作著称的纽伦堡城镶嵌了边框，配制了底座，可谓锦上添花，更加赏心悦目。

自然，在“中国热”高涨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盲目引进”的情况，如放弃车马改坐轿子，而且还要讲究中国式的等级、排场，就是一例。也出现过“食汉不化”的情况，例如在仿瓷上将中国的石榴画成了洋葱，形成了所谓“葱采式”；在文学作品中生硬地加上中国名称、使用汉语词汇，等等。也出现过认为“中国的月亮比欧洲圆”，把中国说成是没有压迫、没有苦难的“王道乐土”，过度地将中国理想化和美化的情况，具体的例子在那些道德故事、国事小说中比比皆是；而狄德罗贬低自己的老祖宗荷马和抬高中国人的言论，更算得上妄自菲薄的典型了吧。

自然，在蓬勃的“中国热”面前，有数不清的赶浪头、趋时髦、坐着轿子风光风光的浅薄之人；但是，也不乏为了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未来而积极主张学习中国，倡导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先知先觉者，如莱布尼茨一样的有识之士。我们不能无视和抹杀前者造气氛、造声势的作用，更应尊重和铭记后者开拓道路、引领潮流的功绩。

17世纪和18世纪弥漫欧洲的“中国热”，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狂飙突进运动时期（1770-1785）才渐告消退。因为这时人们已摒弃“干枯的理性”而追求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已代替东方“王道乐土”的幻想。加之在中国做买卖不顺利的欧洲商人带回去的充满怨毒情绪的报告，已经逐渐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在欧洲的形象。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没有完全失去吸引力，研究中国、翻译中国作品、写“中国”小说、诗歌、戏剧的遗风影响仍然存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歌德，以及与歌德同时代的赫尔德尔和席勒。

小说《歌德与中国》 第一章德国和欧洲启蒙运动前后的“中国热”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