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子也是大丈夫

◎周太安

所有和我父亲熟悉的人，不论他的上级，还是他的下级，不论是战争年代的战友，还是在海军一起工作的同事，都知道父亲对我最好，最喜欢我。许多叔叔、伯伯、阿姨，还能如数家珍地给我讲几个故事以说明父亲对我的疼爱。

1988年11月7日凌晨3时，我床头的电话骤响，在医院陪同的工作人员哽咽地告诉我：快来医院，你父亲不行了。我叫起睡梦中的弟弟、妹妹，驱车赶往医院，见到父亲已经病逝，静躺在病床上。此时，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没有讲一句话，在病房内，弟弟、妹妹们痛哭着，呼喊着父亲，我一个人呆坐在床边的沙发上，从接到电话起，我的脑子一直是乱糟糟的，但又是一片空白，以致到现在我都记不起我那时在想什么。思来想去，我只能如实地讲：那一刻，我什么也没有想，因为，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从天而降的噩耗，让我惊呆，使我愕然……

小时候我只记得父亲忙，早出晚归，很难见到他。但幼小的我却能体会到他粗犷的军人身躯中包含着对家庭、对子女的爱。我常常在睡梦中醒来，看到父亲把皮包夹在腋下，连军帽也没来得及摘，在为我盖被子；常常见饭桌旁父亲一边看手边的文件，一边不时会下意识地抬头深情地看着我们，顺手为我们夹菜；父亲从外面回来，常常会有一些惊喜，他从身后拿出一件我们日思夜想的玩具或文具。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第一次随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到北京时，带给我们两辆苏联产的儿童小三轮车和好几种积木玩具，在那个年代，骑上能打气的小三轮车，我和弟弟们不知有多高兴。长大后才知道父亲将他出访的全部津贴都给我们买了玩具……

想到这些，我深感后悔，因为我们还没来得及去关心他，孝敬他；想到这些，我深感自责，由于忙自己的事，没能同父亲多讲讲话，连我答应帮他写回忆录的承诺也没兑现，甚至还没来得及开头；想到这些，我深感惋惜，父亲在创建海军的领导人中，是党龄最长而年纪最轻的一位，可恰恰最早离去，不知道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

我是父亲的大孩子，而实际上我是周家的老四。听父母亲讲，我前面还有一个大哥和两个双胞胎的姐姐。大哥因病早夭，两个姐姐生下来几个月，因为正赶上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在敌人疯狂的扫荡下，驮在骡背两侧背篓里的两个姐姐，在深山密林中，随着部队马不停蹄地转移，几天几夜无法休息。两个姐姐又渴又饿，声嘶力竭地哭叫着，母亲和随队的叔叔阿姨痛苦、着急，但敌人就在身后，步步紧追，根本不能停下来。就这样，待到摆脱敌人，母亲掀开小被子时，两个姐姐连饿带冻已经双双死去了。母亲痛哭着在不知名的山坳中埋葬了这刚出生几个月的两个孩子。因此，我就成了大儿子。可想而知，当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时，父亲、母亲是多么高兴，又多么珍爱。

1943年底，父亲从太岳军区到延安抗大学习，母亲怀着我和父亲一起上路。我是9月1日晚上10点多在延安出生的。父亲从“太岳军区”和“延安”中各取了一个字做我的名字：太安。

由于出生在抗战快结束的那个艰苦年代，我小病不断。从1945年起，父亲回到太岳军区，开始任晋冀鲁豫第四纵队十旅旅长和第四兵团十三军军长。部队一直由太岳打到海南，又打到云南，我和母亲也随父亲转战南北。父亲、母亲常常跟我讲起我死里逃生的故事。那是部队打到河南，部队在一个小村子里休整时，我突然得感冒后转为肺炎，军医疗队里的医生用了各种能找到手的退烧药，打针、吃药，但我就是高烧39度至40度不退。父亲、母亲轮流把我抱在怀里，一会喂药、一会喂水，一会又因为我哭闹，他们抱着我在屋里走来走去。他们六天六夜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累了就轮流坐在炕上倚墙迷糊几分钟。到了第七天，父亲叫医疗队队长来，队长检查完后吞吞吐吐地说：“该用的药都用了，现在医疗队已经没有什么可用的药了，军长，我看这孩子，可能不行了，是不是该准备……”父亲不等他说完就暴跳如雷：“你是干什么吃的？！这么个小病你都治不好？！”1989年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随作战部队到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体验生活时，当年的医疗队队长已经是昆明军区总医院的院长了，他讲起当年那一幕时还说：“我跟你父亲十几年，头一次见他发那么大的火，头一次听他骂娘骂街，话那么难听，但我没感到接受不了，我们都能理解老军长，他喜欢孩子，爱你呀……”父亲吼是吼了，骂也骂了，但我高烧那么长时间，不吃不喝，就是大人也难以支撑，父亲抱着奄奄一息的我，流着泪，叫来警卫员沉重地说，去找几块板子，给小胖（我的小名）做个棺材。不一会，一个小棺材做好，抬到了父亲借住的农家小院。这个举动，引起这个小村庄群众的好奇。忽然父亲的小院里涌来了老老少少几十个老百姓，他们看着母亲抱着我在流泪，父亲焦躁不安地一边吸着烟，一边在院里踱步。人群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说：要治这种病，要找头年头场的雪水，用化了的雪水擦身，能治高烧。父亲听说后眼睛一亮，当即命令警卫班的人，都出去找头年头场的雪水。当地群众都相信雪水能治病，因此有不少家庭都有留头年头场雪水的习惯，可是这已经是翻年的九十月份了，许多家的雪水已经用完。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在邻村的一个老太太家中找到埋在地窖里的一坛去年的头场雪水。果然，用这雪水擦身，我退了烧，再加上打针吃药，我得救了。父亲上门去感谢这两位老人，要送点粮食和油给他们，可两位老人说什么也不要，嘴里一个劲地讲，孩子那么小年纪，怪可怜的，怪可怜的。从我记事起，父亲、母亲都给我讲过这个有点神奇、又确确实实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一次，父亲讲完，感慨地说：“那些老百姓真好呀！可惜不久就离开了那个小村庄，解放后，我还派人去那个小村子找那两个老人，想接他们到北京或带着你去看看你的救命恩人，可是两位老人已经先后去世了，可惜呀！太安，你千万记住，你的命千真万确是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救的，永远也不要忘记他们。”

从我降生到长大，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父亲身边，而我有两个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弟弟都曾分别寄住在老家或托给老乡管养，直到条件好了才陆续接回到父母身边。记得那是1950年，上级派父亲和四兵团的一些领导到南京军事学院去学习，还专门派了一架飞机到昆明接他们。我们那时住在云南开远县，母亲带我到昆明送父亲。一知道父亲要离家我就又哭又闹，说什么也不干，非要和父亲在一起不可。第二天到机场，父亲抱着又哭又闹的我告别母亲，我聪明地把食指插到父亲军装的扣眼里，说死说活就是不撒手。只要母亲把手伸过来要抱我，或者拉我的手想让我松开，我就会杀猪似地哭着。飞机要起飞了，父亲实在没办法只好跟母亲商量，带我一起去南京。当然两个大人是怎么“算计”的我不知道，反正我第一次坐上飞机，飞到了南京，后来好像是睡觉的时候，又被他们抱上飞机，又坐那架飞机返回了昆明。多少年后那些同机去学习的叔叔、伯伯们见到我和父亲还开玩笑说：“希汉呀，这就是那个把手指插在你扣眼里不撒手的宝贝儿子吧！”每到这时，在父亲那非常严肃不苟言笑的脸上总会看到发自内心的一丝微笑。

1949年到云南时，父亲除任第十三军军长外，还兼任滇南军区司令，驻在开远县。记得那时我天天在当地一个铁路小学上学。学校很简陋，学生也不多，但***的飞机经常骚扰，因此，常常上着课只要听见警报声，老师就带着我们很快到一个挖在操场边的防空洞里躲空袭。由于安全的问题，加上那时我也刚刚五岁多一点，母亲不想让我再上学了，但父亲不同意。在日常生活中，家里、孩子的事情一般是母亲做主，唯独在读书学习这件事上，父亲十分坚持。多少年后，我同父亲谈起此事，父亲说，我小时候只读了两年私塾，几年工作下来，深感文化低就会影响工作，我希望你好好学习，不要像我们这代一样。

说到学习，记得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全家已经随父亲来到北京，住在东单附近的一个院子里。我那时上小学，弟弟们还在幼儿园。一次，我放学回来，听见院里的东厢房内传出陌生人和父亲的讲话声，我充满好奇地偷偷推开门缝往里看，只见父亲像个规矩的小学生一样坐在一块小黑板前面，他面前站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教员。从那以后，那朗朗的读书声便伴随我很久很久，后来知道那是父亲在补习文化课，学外语、学海军知识。父亲的教导和学习精神，一直鼓舞着我，所以不论是在中学、在大学学习，还是走上工作岗位，我都热爱学习、喜欢读书，这几乎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从小到大，父亲只送过我两次。一次是我大学毕业去当兵，父亲和母亲送我到火车站，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实际意义上的离家；另一次是我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因为我是父亲、母亲两家祖祖辈辈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先后在大学待了7年，在7年中，父亲规定我每月的生活费只有25元。那时候学校最高一等的贫困学生助学金是19元5角。我这点钱在许多同学眼中，已经是很富有的了，但我平时爱买书，所以还是常常感到拮据。因此，我有时候偷偷回家向母亲要点额外补助。母亲也是非常慷慨的，只要我开口，三元五元很少拒绝，但每次总要提醒我，不要让父亲知道，因为父亲对此要求十分严格。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因为常年骑着母亲一辆旧的女式二八自行车上学，在学校里被同学们起哄，我回来后就吵吵嚷嚷要换辆男式自行车。在饭桌上父亲冷冷地讲：“那辆车不是还能骑吗？不许换！”母亲没有讲话，过了半年多，机关内部卖给每家一辆新式飞鸽自行车，母亲没有和父亲商量就给我买下来，父亲知道后，批评了母亲，还很久不同我讲话，吓得我有新车也不敢骑。直到后来，弟弟上学也要骑车，母亲把旧车给了弟弟，我才如愿骑上了新车。就是这辆新车，我骑了近20年，直到后来被人偷了。父亲对我们这些孩子生活要求严格，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从我懂事起，父亲从来就是穿军装，很少买衣服。20世纪50年代初他随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组织上给他买了一件皮大衣，他一直穿到病故。这算他所有的衣服中最贵重的一件，虽然皮子已经很硬很旧了，颜色也已经斑驳，但他始终带在身边。1988年他离去后，我去清理他的遗物，见到他的一个存折，上面一共有3500多元钱。我在他70岁生日时给他买的一条细毛线裤，到他75岁病故时，一次也未穿过，裤子还带着原来的包装，整齐地和其他旧衣服放在一起。倒是部队发的制式绒裤裤脚已经磨破了。这就是我参加革命整整62年的父亲给我们留下的全部“遗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受到残酷的批斗，逼他揭发别人，父亲咬着牙一言不发。后来，当时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听到消息后亲自打电话说：“周希汉同志是好同志，群众有意见只能通过正常渠道批评、揭发，不许游街、戴高帽批斗，更不许变相搞体罚……”这之后造反派才渐渐散去。事后，父亲曾多次跟我讲述过，徐帅在红军时期曾三次救过他的命，这次又是徐帅仗义执言，才使他免受造反派的迫害。父亲讲，徐帅为人正派，虽然自身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刚正不阿、正气凛然，是我敬佩的老首长。说起这段历史，我才十分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年，每逢过年过节，父亲必定去看徐帅。虽然那时候徐帅在中央、在军队并不担任最重要的职务，但父亲一直对他尊重有加。我想，一则，因为他红军时期就在徐帅身边工作。二则，徐帅曾多次在危难中挺身而出，有救命之恩。三则，也是最重要的，父亲敬佩他的人品。父亲常常挂在嘴边的是：“徐帅不论什么时候都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父亲从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起，始终没有离开过军队一天。1951年到海军后，担任第一任参谋长和之后的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海军上下都知道父亲是个能干、实干，敢于勇挑重担，了解、熟悉、掌握海军知识的好干部。有一段时间，上边有精神，要海军发展***，并将前期的研究和论证工作交给了父亲。我记得那段时间，在家里那间不算大的会客室里，常常坐满了身穿海军军装的人。几十人烟雾腾腾地拥挤在那间屋里，墙上挂着各种图纸，有时还搬来幻灯机，在一块小幕布上演示着各种各样的航母图像，讨论一直到深夜。常常夜半我看见炊事员给他们送去热乎乎的挂面汤，他们一边吃着一边争论着。经常我半夜起来上厕所，那喧闹之声还在会客室内回荡。后来不知为什么，航母不研究了，父亲又被周总理点将到国家造船领导小组任副组长和国家电子工业领导小组任副组长。

父亲在世时，常常跟我讲：人的一生可以战胜敌人、战胜困难、战胜疾病、战胜灾难，但永远无法去战胜死亡，因此当死亡来临时，应该平静而勇敢地面对它。岁月流逝，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30年了。这30年中，我时时想起父亲的这段话，一方面赞同父亲的认识，一方面又不完全同意父亲的看法。因为，人的肉体确实永远也不可能战胜死亡，但人的精神、品格，远比死亡更强大，死亡是永远无法威胁和战胜它的。

父亲的肉体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的精神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永远！

湖北麻城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能征善战、敢打硬仗，战绩卓著，被誉为我军的一员“战将”。1955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小说《父辈的旗帜》 怜子也是大丈夫 试读结束。